【亞太訊息中心】 北京法輪功學員張連英是原光大集團處級幹部，註冊會計師，被邪黨惡警以修煉法輪大法、堅持真善忍信仰為由多次綁架，關進拘留所、勞教所，施非人的迫害。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張連英被闖入家中的北京香河園派出所十多名惡警再次綁架，第二次被非法勞教。張連英先後在調遣處、女子勞教所遭非人折磨，她曾九次被折磨致昏死，顱內兩側大面積出血，多次生命危急。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張連英的丈夫牛進平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不得不通過前來調查的歐洲議會副主席斯考特先生將張連英的遭遇在國際社會曝光。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張連英終於走出女子勞教所魔窟。北京女子勞教所為了向外界掩飾他們的邪惡罪行，有意在她出來之前的一段時間減輕對她的迫害。即使這樣，剛出獄的張連英依然蒼白消瘦，身上多處有大塊的青紫傷痕。
 從勞教所回家一週後照片 |
 臨放前被毆打的傷痕 |
 和女兒丈夫一起 |
 被抓前的張連英 |
以下是張連英致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斯考特先生的信及對歐洲議會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的中國人權聽證會的呈詞。
尊敬的愛德華•麥克米蘭•斯考特先生，尊敬的歐洲議會的全體議員：
你們好！我是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張連英，我丈夫牛進平及另一位法輪功學員曹東（目前尚在監獄）曾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與斯考特先生見過面，帶著累累傷痕，我本人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從北京女子勞教所被釋放回家。
由於斯考特先生及歐洲議會的全體議員的共同努力，在歐洲議會人權委員分會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歐洲議會舉行的中國人權聽證會中，曹東、我及我的丈夫牛進平被議會正式邀請參加，由於會議期間我本人還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而我的丈夫牛進平直到聽證會開始的時間才接到邀請函；同時由於中共對中國大陸民眾嚴酷的社會控制及對公民基本人權的剝奪，也由於中共最害怕向國際社會揭露其迫害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很難有機會離開國境及時參加這次重要的會議，錯過了向貴委員會當面呈詞的寶貴機會，特此向斯考特先生及歐洲議會人權委員分會的議員們表示歉意。
不堪回首的迫害經歷
在為期兩年半迫害我的經歷中，有包括“六一零”、公安派出所、街道政府、看守所、調遣處、勞教所、醫院等眾多部門參與了對我的迫害，並從始至終都不履行法律程序，抓我、放我都沒有一個部門給過我任何一件法律文書，連一張紙、一個字也沒給我。而在這兩年半的迫害中：
我曾九次被勒昏過去（其中兩次是被用惡警惡徒手掐昏過去的，其餘七次是被用繩子勒昏過去的，都沒有被送醫搶救）；
我曾五次被折磨至重度昏迷而被送北京仁和醫院及勞教所所屬醫院北京天堂河醫院搶救（其中一次被嚴重毆打致大腦雙側大面積出血、一次被群毆至不能動、一次被注射不明藥物致昏迷和視覺重影、一次被暴曬至昏迷、一次由於長時間剝奪睡眠和絕食，身體狀況極差。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我被毆打致突然昏迷後，經檢查是顱內雙側大面積出血，後由北京勞教所天堂河醫院轉仁和醫院經十天緊急搶救才脫離危險。而勞教所對此統一口徑說“可能她是自己撞的”。其實“小號”內有監控設施，是有錄像的，他們卻拿不出來；
我曾被注射和持續數月灌不明藥物（在兩年半的非法關押中，我大部份時間是在絕食和被灌食中度過，在女勞教所灌食時，經常是持續幾個月被灌不明藥物，造成長時間拉肚子；就在被釋放回家之前的三個月裏，我每天上午被灌食不明藥物，每天下午和晚上就持續拉肚子；
我曾無數次被多人毆打、被長時間剝奪睡眠、被往嘴裏抹大便……；
我曾無數次被堵住口鼻不讓呼吸，直至小便失禁；我曾經在幾個月裏每天四、五次被勒脖子、被堵住口鼻反復折磨，直至小便失禁。邪惡的打手們還當眾叫囂：“就是要折磨死你！”勞教局指派的王姓警察（警號1159333）叫喊著：“怎麼樣？滋味好受嗎？”他們就是想要讓我在體驗死亡前的可怕痛苦中放棄信仰。在長達數月的時間中，我每天都經歷著這樣的殘酷迫害，輾轉在生死線之間；
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二十日，在長達五十天的日子裏，我曾被日夜捆綁著四肢，脖子被用繩子緊勒在椅子上，頭上套上厚頭套，經常被迫便、尿在褲子裏；
我曾被恐怖刺耳的高音日夜折磨長達三個多月；曾被關在三平方米左右的禁閉室（小號）裏長達一年多，那裏冬天陰冷潮濕，夏天悶熱污臭，蚊蠅眾多，期間有一個多月窗戶和門縫都被遮得嚴嚴的，見不到外面一絲光線，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床上和地上每天都被潑滿了水，身上也總是被潑的濕淋淋的，雙腳整日淌在髒水裏，床邊的便池旁也爬滿了蛆，致使我多處皮膚潰爛。
在與世隔絕，暗無天日的兩年多被迫害過程中，我被迫採取了和平抗議方式──絕食，來表達自己堅持信仰的決心。在這兩年半中，有兩年多我是在絕食與被野蠻灌食中度過的，而許多法輪功學員都曾被這種野蠻灌食奪去了生命。
然而，這種野蠻的灌食，甚至被勒昏九次的摧殘並不是我長達兩年半噩夢般被迫害期間最可怕的經歷；而至今讓我痛苦的不願回憶，令我不寒而慄的是被反復多次堵住口鼻長時間不讓呼吸，直至小便失禁的可怕折磨。那是一種迫使人不斷反復窒息到死去活來的酷刑方式。在長達數月的時間中，我每天都反復經歷著這樣的殘酷迫害，他們用濕毛巾堵住我的鼻子和嘴，使我完全不能呼吸，當我幾乎窒息昏厥時，他們又鬆開，然後再堵，就這樣，在他們的注視下，在他們毫無人性的行刑中，我的痛苦達到了極限，直至渾身憋的要暴裂，直到整個身體最後都癱軟下去，再也沒有一點力氣掙扎，直至於小便失禁，他們終於滅絕人性的喊出：“捂透了！”他們在監控室屏幕上欣賞完我的全部痛苦和屈辱後，北京市勞教局直接指派的王姓警察（警號1159333）衝進小號，邪笑的問：“怎麼樣，滋味好受吧？！”
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世間沒有詞彙可以形容：在被行刑者刻意延長的臨死前的窒息中，時間被無限的延長，空間被完全的隔絕，此時，痛苦的本身已並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看不到痛苦的盡頭，那是一種生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可怕體驗，那是一種足以摧毀生命意志的可怕絕望。此時，死亡已不是一種恐懼的體驗，而成了一種解脫。他們蓄意的用這種生死之間的痛苦反復折磨我，妄圖摧毀我的意志，逼我放棄信仰，逼我“轉化”。
然而，正如我尊敬的師父，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四日發表的《強制改變不了人心》一文中所說的：“邪惡利用壞人手中的權力經過近兩年的造事，使用了集人類歷史中最下流的行為、動用了古今中外一切最惡毒的方式迫害大法與修煉者。其目地是想以強制的手段改變大法修煉者的心、放棄修煉。這是徒勞的。歷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從來都沒有成功過。”
如果不是一個真善忍的信仰者，如果不是抱定對美好人生的堅定信念，如果不是抱定我一定要堅定的活下去，我決不能死的一念，也許那一刻我早已無數次的永遠離開人世，永遠不再回來了……
北京市勞教局直接操控對我的迫害
在這不堪回首的經歷中，我遭受了多達五十餘種慘無人道的酷刑與精神折磨（注），先後有六十多名“包夾”（中共在監獄和勞教所設置的監視和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犯和吸毒人員）、數十名警察參與對我的迫害，這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我的家人也為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煎熬。而此前外界媒體披露的，我所遭受的迫害，實在僅是冰山一角。
中共邪黨在對中國民眾幾十年的血腥運動中，在對法輪功學員的八年多的殘酷迫害中，處心積慮的，在用各種血腥嘗試折磨了無數中國民眾和法輪功學員後，所積累的對信仰者的系統迫害手段的殘酷隱蔽與殺人不見血。
有一次，在我從窒息至昏死的狀態中剛剛恢復一點意識時，我聽到行刑者的一段對話，那是一個參與勒我脖子堵我嘴的“包夾”在問行刑現場的其他包夾和警察：“她會不會死了，再也醒不過來？”顯然，她在他們中間是屬於膽子較小經驗不夠豐富的一個。立刻有人回答：“要是死了就是心臟病發作，有死亡指標，不要怕。”“沒事，死不了，人被憋死過去幾分鐘是死不了的。”“我們就是要讓她嘗嘗這個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的滋味”。
尊敬的斯考特先生，尊敬的歐洲議會的全體議員，我不知道這種對“真善忍”信仰者的迫害方式是否在人類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但我願為現在和將來人類永遠沒有這種酷刑迫害而付出我的一切努力！
然而在中國大陸卻至今有很多人認為這只不過是中共勞教所基層管教人員的普遍野蠻和無視法律造成的。其實不然，以我遭受的迫害為例，雖然我是被關在北京女子勞教所內，但是實際上對我的迫害是由比勞教所更高層的政府機構──北京市勞教局直接操控的，包括管理經費、管理人員安排、事故責任、折磨方式，甚至會見都由勞教局警察親自出面到場，連警察和“包夾”都說自己直接屬於北京市勞教局管，因此我才遭受了更加酷烈和有恃無恐的迫害。這種迫害是從上至下、從北京到全國廣為推行的，而且是經過系統的、全面的、精心的策劃，是中共在製造國家恐怖，在直接犯罪。
我在被迫害中曾給法院、檢察院、北京市勞教局、北京市司法局和調遣處領導等政府部門和個人都寫了信，反映所遭受的迫害，但投訴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只有一個北京市檢察院的官員，在知道我被九次勒昏過去後，帶著幾名檢察官到關押我的“小號”前，意味深長的對我連續說：“要保住命啊，一定要保住命！”這就是在中共對法輪功信仰者的迫害中，作為一個良知尚存的檢察官，他所能做到的對被迫害者的最大的“關注”。
法律在中國是中共的工具
我丈夫在外面為減少我遭受的迫害，在我被關押的兩年半中，帶著一歲多的孩子，走遍了法院、檢察院、人大、政法委、婦聯、公安部、司法局、勞教局、信訪辦、北京市“六一零”等二十多個國家機構和部門以及幾十家律師事務所，得到的都是推諉和拒絕。有人同情，但沒有人敢於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許多律師講判勞教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官司沒法打。
那種眼看著自己妻子被酷刑折磨，卻走投無路，上告無門的內心悲涼，想起來也讓人痛楚不已。在沒有任何辦法的情況下，我丈夫不得已把妻子被迫害的情況以及有關控告書貼在了自家殘疾人摩托車上，招來許多圍觀人群，他自己和三歲的孩子卻一起被公安局扣押。
在我被勞教的兩年半中，調遣處、勞教局以及曾經住過的醫院經常不讓接見，最長時間長達八個多月不讓接見。有一次我丈夫因抗議勞教所肆意剝奪會見權利，提出要見勞教所領導，要求無罪釋放自己妻子，被勞教所拒絕，我兩歲多的女兒哭喊著要媽媽，我丈夫在勞教所門口高呼：“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冤枉！張連英冤枉！”勞教所立即湧出一群警察，手中電警棍啪啪放電，對我丈夫和孩子連拉帶拽。在中國哪裏能找到講理的地方？
斯考特先生到中國調查法輪功被迫害真相時，我丈夫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曹東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幸得到了斯考特先生的會見，我丈夫講述了我被迫害的一些情況，但邪惡並沒有停止作惡的手，其後我再一次被打致顱內雙側大面積出血住院搶救。
這場史無前例的對真善忍信仰者的大迫害與歷史上任何一次對信仰者的大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迫害者對迫害行為與手段的極力掩蓋和對試圖揭露這場迫害的一切努力的全力打壓。在人類已經全面進入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今天，這也恰恰成為這場反人類群體滅絕罪惡八年多依然在我們這個星球持續的主要原因。
在我丈夫要訴
